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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扬帆中国梦

——以史为鉴,知行合一,众志成城,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日志

 
 

戴旭:战胜中国——日本百年不易的梦想(一)  

2012-10-06 06:59:05|  分类: 学术争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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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

按: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自导自演了一出从日本私人手里“购买钓鱼岛”的事件。大多数中国人将此视为针对中国的“9.11”事件。中国反日情绪迅疾燃遍全国,双方国民互增恶感。日本则依然我行我素,政治家一个个比着对华强硬,野田首相靠制造钓鱼岛话题连任后竟然到联合国公开日本对钓鱼岛的主张,而另一位日本外交官却搬出《马关条约》证明日本的主张。堪称对华第一鹰派的前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被野田内阁启用为战略担当相。此人还未上任,就攻击中国“ 极度歪曲历史。中国是个一贯伪造自己历史的国家”。 2012年国庆,中国领导集体赴天安门广场朝拜人民英雄纪念碑。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主动权,百多年来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日本对于中国,每个历史时期的策略都有不同,但基本战略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双方今后关系及各自命运如何,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地路演过。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简略地打量一下日本近代至今的战略思想轨迹。

生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未来的话题,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或者是军事领域,无论你是政治领袖还是企业家,无论你是军人还是平民,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必需课。如果再进一步——战胜日本,则有这种意识和志向的中国人,其数量和质量,将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近百年前,中国军事战略家蔡锷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今天,中国仍然被挡在这道坎前头举步维艰。

一、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动力之一是“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但自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全面变化,其思维方式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领导这一社会变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口号,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随之产生,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政策——名为“四方”,其实只是西方,即中国及其周边所属势力范围。

地理上一衣带水,生理上一脉相承的宿命;两千年中中国领先世界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事实,让日本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无所不在的“中国”熏陶濡染,又固化成日本一种恒定的心理,即自觉自愿地自以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南宋被蒙古征服,君臣军民崖山集体蹈海,日本为之举国戴孝,认为中华正统文化已灭,东瀛成为中华文化余脉。晚清中国改革失败,革命兴起,日本先是保护康梁立宪派,后来又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党人,并先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今,中国原藩属国越南、朝鲜半岛俱已废除汉字,唯日本对汉字珍视如初。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与中国纠结出复杂的“血缘关系”。世人但知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岂不知,日本却视并吞中国为地理、生理和心理的回归。相当程度上,受这种“血缘关系”的支配,日本始终有一种登陆靠岸、西进中国的莫名动力。

自中国明朝后期,日本战略家丰臣秀吉就计划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他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虽然没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四百余年,日本处心积虑“谋华”。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晚年成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1884年福泽谕吉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东洋的波兰》一文,认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福泽谕吉之武士道精神,深印在许多日本人头脑之中,影响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直至今日,还是一万日元上的头像。

1927年的《田中奏折》几乎就是《宇内混同秘策》和福泽谕吉思想的具体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中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中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个奏折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中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奏折还大肆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日本终于等到近代清朝衰落遭遇西方入侵,而日本凭借“明治维新”成功,遂于1879年正式并吞中国藩属琉球国。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以征服中国为统一意志。政治家纵横捭阖、趁火打劫;实业家以发展工业充实军备;军队为伺机发动战争准备各种方案......狂热的日本年轻人喊着要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或受命或自发投入到征服中国的“事业”中。

(写于2012年8月1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主管中文核心期刊《学术前沿》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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